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的现代解读：从历史典故到现实警示

“何不食肉糜”源自西晋晋惠帝司马衷面对百姓饥荒时的著名言论，其本质是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彻底无知。在当代社会，这一典故已超越历史范畴，成为描述“认知脱离现实”“忽视民生疾苦”现象的隐喻。从政策制定中的“想当然”建议，到公共讨论中的“何不食肉糜”式质疑，这一现象折射出社会阶层认知隔阂、信息茧房效应以及群体共情能力缺失等深层问题。理解其现代意义，不仅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，更是对社会治理、个体认知及公共沟通的警示。

当代社会，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主要表现在哪些场景？

在当代社会，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已渗透至公共生活的多个层面，成为认知与现实脱节的典型表征。在政策制定领域，部分决策者因缺乏基层实践经验，出台的惠民政策常与民众实际需求错位：例如有地方为推动“乡村振兴”，要求农户统一种植高附加值作物，却未配套销售渠道与技术指导，最终导致农产品滞销，农民“增产不增收”，这种“拍脑袋决策”本质上是脱离群众生存逻辑的“何不食肉糜”。在公共舆论场中，类似现象更为普遍：当讨论年轻人就业难时，有人以“找不到工作就去创业”回应，无视创业所需的资本、资源与风险；当提及低收入群体住房压力时，个别声音建议“买不起房就先租”，却忽视租金收入比失衡的现实困境。这些言论的共同特征，是将自身经验普适化为“唯一标准”，忽视结构性矛盾与个体差异，最终导致公共讨论陷入“精英视角”与“大众需求”的割裂。在商业与社会服务领域，部分企业推出的“高端产品”或“普惠服务”，因未考虑目标群体的实际支付能力与使用场景，也常沦为“何不食肉糜”式创新——例如针对老年人设计的“智能产品”，因操作复杂反而增加其使用负担，这种“伪需求”设计本质上是对服务对象真实生活经验的漠视。

为什么现代社会仍会出现“何不食肉糜”式的认知偏差？

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，是多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。阶层固化与生活经验割裂是根本原因。随着社会分工细化，不同阶层的生活场景逐渐“平行化”：高收入群体可能长期居住在高端社区，出入于精英社交圈，接触的信息与资源集中于特定领域；而底层民众则更多困于生存压力，无暇参与公共讨论或表达诉求。这种“空间隔离”导致群体间缺乏真实互动，认知差异逐渐固化为“认知鸿沟”——正如晋惠帝生长于深宫，不知百姓以麋肉为食，现代社会的“精英”也可能因脱离基层，对民众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。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认知片面化。算法推荐技术的普及，使人们更倾向于接收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，久而久之形成“信息偏食”：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可能只看到经济增长数据，忽视分配不公问题；强调公平者则可能过度聚焦底层困境，忽略发展效率的必要性。这种“信息茧房”让个体难以跳出自身认知框架，将局部经验误判为普遍真理，进而滋生“何不食肉糜”式的自信。权力与话语权的不对等也放大了这一问题。在公共讨论中，掌握更多资源与发声渠道的群体（如专家、资本方、媒体）往往能主导议题设置，其观点可能因“权威光环”而被放大，而弱势群体的真实需求则容易被忽视或误读。例如，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“刺激消费”建议，可能默认民众有“余钱可刺激”，却未区分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差异，这种“话语霸权”本质上是对多元社会现实的简化与遮蔽。

如何避免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？

避免“何不食肉糜”现象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，需从制度设计、认知提升与技术赋能三方面协同发力。在制度层面，建立“下沉式”决策机制是关键。政策制定需打破“办公室思维”，通过“蹲点调研”“一线工作法”等方式，让决策者直接接触基层民众的真实需求：例如浙江“三服务”活动（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、服务基层）要求干部定期下访，收集企业生产经营与群众生活难题，这种“从群众中来”的决策模式，能有效避免政策与实际脱节。同时，应完善公众参与机制，通过听证会、网络议政平台等渠道，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，让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多元利益协商的过程，而非单一群体的“自我表达”。在认知层面，需培育“共情式”思维模式。教育体系应加强社会实践环节，鼓励青少年通过志愿服务、田野调查等方式，接触不同群体的生活场景，理解“世界不是非黑即白”；媒体则需承担社会责任，减少“标签化”报道，多呈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——例如在报道“躺平青年”时，既分析其个体选择，也探讨住房、就业等结构性压力，引导公众跳出“道德批判”的简单思维。个体层面需保持“认知谦逊”，承认自身经验的局限性，主动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，避免将“个人偏好”等同于“普世真理”。在技术层面，可利用大数据打破信息茧房。通过算法优化，向用户推送多元观点与跨领域信息，例如在讨论“延迟退休”时，同步呈现不同年龄群体、不同职业人群的诉求与担忧，帮助公众形成更立体的认知。同时，建立“政策模拟”系统，在政策出台前通过数据模型预测对不同群体的影响，及时调整方案，降低“想当然”决策的风险。唯有通过制度保障、认知升级与技术赋能的三重路径，才能从根本上消解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社会土壤，推动社会治理向更精准、更包容的方向发展。